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中国读书界对昆德拉的了解得益于翻译界的工作。就我所知，国内对昆德拉的翻译，比较早的是韩少功，他与他姐姐合作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中译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于198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十五年来，昆德拉的作品，除了早年用捷克文写的诗歌和剧本，以及xx年三月才推出的法文版小说《无知》，几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了，有的还有几个译本。我不知道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引进昆德拉的十三部作品之前，哪些出版社购买过昆德拉的中文简体字版权，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都没有以合法的手续购买版权。我特别赞同艾晓明在1996年香港《明报周刊》上讲的那段话：“为了避免作品‘橘逾淮而成枳’的宿命，我想，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上，有没有可能按照《伯尔尼公约》和既有的著作权法，礼待昆(德拉)先生，然而再考虑，有没有可能原原本本地介绍他的文字?”这两种可能，上海译文出版社现在都给我们提供了。我想，有了这两种可能，我们便有了进一步理解昆德拉的可能性。
说起昆德拉，有人会说他在他的祖国捷克影响力不大，怎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是不是有点反常?实际上，昆德拉早在移居法国之前，已经是捷克第四届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只是因为带头说了真话，才被开除出党。据蒋承俊介绍，在1977年，捷克有七十六名人民艺术家、三百六十名功勋艺术家、七千多名艺术工作者签名发表了捷克斯洛伐克文艺界《宣言书》，其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极端鄙视这么一帮子人，他们狂妄自大，虚荣心重，优越感强，自私自利，无耻之尤，甚至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自己祖国的利益，参加了叛徒集团，脱离了人民，离开了人民的生活，背弃了人民真正的利益而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反人道主义的工具，堕落为那些颠覆和制造各国间不和的人的传声筒。”在这样的声讨中，昆德拉的作品在捷克当然不可能流传，不流传也就不可能有影响。我觉得这种情况一定会有改变，历史会说话的。
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小，但在西方，昆德拉的影响更为持久而广泛。他在美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还有在以色列，都获得过文学大奖。据我们了解，他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了译文，在世界广为流传。实际上，是翻译造就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昆德拉，是翻译赋予了昆德拉的作品以丰富的生命。
昆德拉的作品被广泛翻译，甚至不断重译，说明了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昆德拉作品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多重的解读可能性。应该说，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国内，有哲学家如复旦大学的俞吾金，从哲学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世界进行过阐释，认为其作品“铸造新的时代精神”;比较文学家乐黛云认为昆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说创作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则更推崇昆德拉掀起的小说“革命”，对其小说的“新”与“奇”，对其小说技巧的创新进行探讨。可以说，就阐释的多样性而言，近二十年来，从国外译介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几乎没有哪一个能与昆德拉相比。我想，随着这次昆德拉作品的系统、全面地推出，为我们全面评价和理解昆德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昆德拉的作品的生命力，还在于围绕昆德拉本人及其作品，有着种种的不解，甚至误解。实际上，不解甚至误解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昆德拉深刻地认识到不解甚至误解的不可避免性，就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在第三部分就有一部小小的“不解之词汇集”。诸如忠实与背叛，灵与肉，存在的轻与重，对所有这些有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就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误解”。而他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深刻的哲理开头，结束于悲怆的诗意氛围中，为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人类不可避免的误解所产生的深刻原因。既然不解和误解普遍存在，那么就作品而言，在翻译和接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误读。从作品的理解、翻译和接受的历程来看，误读是必然的。个人的误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集体性的强迫性误读。比如，以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标准，对昆德拉的作品进行唯一的评判。在我看来，好的翻译应该是为理解开拓空间。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以往的译本中常有删节和改动，这是为避免误读而实际上又造成误读的原因之一。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系列译介昆德拉，我想其中大部分的删节或改动是有可能还其真面目的。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我们全面理解昆德拉提供了新的可能。再说随着国际文学界对昆德拉的不断解读，也开拓了我们认识昆德拉的视角，为我们翻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昆德拉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我想我们翻译昆德拉，首先应该尊重他，至少对他的思想，对他的风格，对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追求，应该尽可能在翻译中表现出来。我在重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有三条原则：一是尽可能全面地理解昆德拉;二是力求再现昆德拉作品的风格特征;三是尽可能避免误译，并不随意删改原文。但愿我们的努力能有益于国人从对昆德拉的不解甚至误解，进一步走近昆德拉，理解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