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个舞台上很高兴，也很惶恐，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我一看在座的都是青年人，而且都是有文化的青年人，起码都是大学学历，甚至还有研究生、博士生之类的。有学历的青年人那可了不得，毛泽东说过，你们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所以说了不得。说你为什么惶恐呢?台上的讲者和台下的听者，这个学历不成正比。在座的起码都是大学文凭，而讲者小学文凭都没有，这就有了差距了。
既来之则安之，我在想，我得找出我的长处，我对诸位青年朋友在这讲，我有什么长处，我想起来了，年龄!我72了，谁有72?谁也没有啊。我经历的恐怕比你们多，我经历的你们没经历，比方说，战争，你们谁经历过?没有。我经历过，辽沈战役，1947年打四平，血战四平。打四平的时候，我就在四平，那是惨烈的战斗，可了不得。整天枪炮声，走在街上，这人说不定哪天死，哪天活。辽沈战役完了就平津战役了，天津解放了，我就上学了。我父亲知道说书得认字，所以得念书。让我就在天津南郊，叫天津师范附属小学三分校念书。念书了，我当时想，这个书我得好好念，将来我得做大事。我要将来考大学，我要将来当文学家，当科学家，最次也得开飞机。当时那么想的，所以我学习不错，成绩好，到了五年级了，再有一年就高小文凭拿到手了。可是五年级的时候辍学了，为什么?我父亲得了肝炎，病很重。我父亲告诉我：行了，念了几年书，能念书能看报就行了，别念了。不念了，全校全班的同学都为感到可惜，我自个儿也想，我怎么能不念书呢?不念书我将来干什么?离开学校了，全班的同学送我，当我离开每天上学必走的胡同的时候，我跟同学含笑招手，回过身来热泪盈眶，回到家里边抱头痛哭跟我母亲。我觉得我前途没了，我将来干什么?五年级，一个文凭都没有。我能干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父亲想让我说书，说书，说书对我很遥远，我会说书吗?因为我得模范儿童得那个奖的时候老师给我写个稿，我在台上念得乌七八糟，乱七八糟，老师下来就跟我说，念的什么呀你呀，我当时就想啊，你问一百个人说这孩子能说书吗?肯定一百个人说他不能。我自个也觉得我不能说书，但是楞让我说书。所以我老说，人生就是个大谜语，青少年看到的是谜面，中老年看到的是谜底。我那个时候看的就是谜面，我将来能干什么?今天我看到谜底了。在座的各位，你们都在看谜面，还没看到谜底。因为你们的人生道路很长。
这个说书，开始都要打基础，你得背那个赞语，歌赋，所谓赞语就是人长得怎么样，开脸一说，一套一套的。其实那玩意都是万能的，黑脸他出来的就是这一套，白脸出来就是那一套。说这个兵器，说使这个鞭，这个鞭怎么好，提起这把鞭来是并州铁，老君炉内打，老君炉内折，折了打打了折，打成二九十八节，打山山就甭，打地地就裂，打虎虎就死，打龙两半截，打到人身上，筋断骨头折。就念这个，整天背这个。后来到了要说书的时候，我父亲让我上台，上台一说就垮了。我可不像有的歌星，影星，一出来一个戏火了，一首歌，火了，我上去一说，垮了!完了之后我就跟我父亲说，我说我干不了这个。我父亲说你不干这个干什么?我说我自个找门路，我想参军，父亲不让去。我想考戏校，唱京剧，不让去。我想进天津歌舞团弹三弦，一个月工资33.66元，我父亲说你一个人够了，你妈呢?你妹妹，你弟弟呢?父亲有病，家庭生活靠我抚养。我说我说书没人听啊，还非逼我说书，这不逼着我挨饿嘛。父亲说，说着说着就有人听了。这个理论很浅显，但是我后来想，也很自然。是啊，非逼你说书，你就得琢磨，你就得执着，你就得不能放弃，你就得研究它。
英国首相丘吉尔到牛津大学去做演讲，题目就是成功的秘诀。丘吉尔上去之后说了，说我的成功秘诀就三句话：第一不能放弃，第二不能放弃，不能放弃，第三句话，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不能放弃。我那个时候没辙，我也不能放弃。我就研究这个书它怎么能说好，我听老艺人他们那些人怎么讲，怎么能把人物给说好，把情节说得人们爱听，把语言说得人们爱听，我就琢磨这些个事。在这个时候，辽宁的本溪市曲艺团问我愿不愿意入团，我说可以，我说前提是入团你得让我说书。说你不是还会弹三弦，我说，对啊，弹三弦是我的副业，说书是我的主业。
入了团到团里边，安排我活，弹三弦，给一个女演员当伴奏员。我找那领导去了，我说你怎么让我弹三弦呢?我说我是说书的。“哎呀，田连元同志，入了团就得服从组织安排，说书的人我们团里不缺，就缺弹弦的，你就弹吧!”我一看，行，弹吧。弹了一年多，那主演跟我搞对象了。我一想这可能是天意，弹了一年多，弹出个媳妇来。但是，说书的意愿没有结束，我要说书。
结婚了以后了，团里面有一块空地，就是有个场地没人去。因为晚上演完了，那个演员得骑着自行车自个回来，没有公交车。我一看，机会来了，我说我去，就这么去了。去了，把我多年来积累的，胸中的这些个东西我都展示出来了。到那一说，火了，天天满座。我当时就想，我在偏远的地方我能说书说火了，没人知道啊。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呢?到了1965年，辽宁省搞了一个曲艺汇演，我创作了一个段子，叫《追车回电》短篇，我这一说，一个段子说完了，底下掌声骤起，那包袱接连着汪汪的，把我自己吓着了。我一想，哇，敢情这玩意能火啊，在这火了，全省火了。哇的一下子大伙都认识我了。中午吃饭一进食堂我就觉得有多少双目光投向我，就这小伙，就这小伙，他说的挺新的，怎么的。所以艺术创作有很多东西是始料不及的，各位同学们，你自个可能都有感受，说我这东西要火，一定火，它往往火不了，你只要不遗余力地认真去做，最终说不定它火了。
辽宁广播电台请我录第一部长篇书《欧阳海之歌》，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了，到这让我重录《欧阳海之歌》，同时再录一部《渔岛怒潮》，两部书。十月份进北京，马上去录。当时，这是1966年春天，1966年的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不但没上北京，我下了乡，北京没录成，下乡当农民了。在农村干了不少的活，铲地、插秧、薅苗，薅草，最后到了插秧的时候，一插十几个小时，我当时想了，我要当农民，当农民也得当出个样来。不行，我就不信能不能累死。插秧，一个班也不缺，最后把生产队长感动了，生产队长感动，跟我说：“老田啊，你干得不错，原来我们寻思你们这些唱戏的干不了农活，就我们庄稼人，就插秧这活，没有上全班的，你是一天半不缺”这段经历，是我人生当中记忆很深刻的。
八十年代开始说长书，到了85年就开始录电视评书，第一部《杨家将》，1987年到了北京了，北京一播《杨家将》，引起了轰动性效应。很多青年学者，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还有的一个班的同学给我做个小坐垫，让我垫着，说别把腰闪着。还有些老同志给我画画，给我写字，赞誉我这评书怎么说得好。可以说举不胜举，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一回到了北京打出租，出租司机一看，哟，田老师，我说是的，他说，我就老想啊，我要是见到您我得告诉您个事。我说，您说。他说，您可别过意啊，我呀是二汽厂的，我们二汽厂里有个老工人，就特爱听您的评书，这老工人后来得了绝症了，要死了，他儿子就问他，说您还有什么事赶紧跟我们说，这老工人说，我真要是死了，就听不着田连元的杨家将了。他儿子真 孝顺，您还别说，他爹死了之后，糊了个电视，影评上画了个田连元，一块烧了。我一听，我说好啊，我说我上那边给他说去了。所以说《杨家将》震动很大。
从那以后，我当主持人出了一本书，最后到大学里演讲。演讲的时候我想了，一个小学没毕业的人，上大学里边演讲，凭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我觉得人生道路从生到死，这是一个过程，当中间这个过程叫活，所以你活得怎么样，靠你个人的拼搏，结果你怎么样，你不要期望值太高，你得有一个环境。大环境你得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有为无为，都是做，不以贫富论失得，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感谢各位花出时间使脑袋在这思考着，出耳朵听我在这说，说我自己的经历，耽误大家的宝贵时间了。鲁迅说耽误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我就图财害命一把吧，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