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有的各种增收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
为了使农民增收，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诸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大办乡镇企业、调高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此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兴修梯田、水利，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如提倡使用改良籽种和地膜等等，都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增收问题呢？下面对此做一些粗略的分析。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即由传统的粮食生产，转向发展多种经营，什么能卖钱就搞什么。目前，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压粮扩经”，或者栽果树，或者种蔬菜，从局部看，这样做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全国到处都这样搞，长此以往，又会使农业产业结构趋同，出现新的失调。而且，产业结构应该是由市场来调节的，靠行政命令人为地调整，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众所周知，烤烟的返还税比较高，前几年，好多地方基层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打着调整产业结构的旗号强迫农民种烤烟，对不种烟的农民进行处罚，一时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翻了几翻。但是烟草是国家专卖产品，烟叶不像蔬菜、水果那样直接进入流通市场，而是只能卖给烟草公司，全国的烟厂就那么多，吞吐能力也就那么大，过多的烟叶烟草公司根本收购不了，结果大量的烟叶积压下来，让农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可见，即使产业结构调整了，增收仍然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
2、推动农业产业化。即通过创办各类龙头企业，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以此增加农业的边际效益。创办龙头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目前农业剩余几近于无，而农民又不具备足够的融资能力，因此龙头企业难以大量涌现。计划经济时期靠政府出资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难以存活，如果农产品市场需求不旺，公司无利可图，就只有倒闭或者转产，脆弱的产业链也就会被无情地掐断。从全国产业化发展形势来看，走这一条道路是十分艰难的，目前只有少数比较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产业化雏形，对于大多数边远农村来说，实在还没有条件走这样的一条路，因而也就谈不上通过这条途径，来大面积地增加农民收入。
3、发展乡镇企业。无庸讳言，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确实吸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批管理薄弱、产品粗劣和缺乏资金、技术投入的企业被淘汰了，而另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过改制、改组和改造，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这样不仅不能大量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反而还不断地向外排斥着农民工。从近年来乡镇企业放缓吸纳以至排斥农民工的现实来看，这一条增收渠道已日渐堵塞。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由于农民工在整体素质上的天然低下，能够大量吸纳农民工的乡镇企业，不会再有产生和存活的土壤与气候了。
4、提高农产品价格。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多次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加入wto，农产品价格最终要由市场来调节，而不能再由政府依靠行政命令来确定了。单从价格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国内，因而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国内市场，这样我国的传统农业便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粮食价格上升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今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严峻的现实是，加入wto之后，发达国家的大宗农产品，会以低廉的价格冲击国内市场，造成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进一步大量失业和破产，这对于农民增收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所以朱镕基总理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是农业。
5、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国家干部职工相比，一个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只是国家干部职工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收入。国家干部职工月工资超过800元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农民却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就承担了各类税赋，两者的收入和负担相比之下过于悬殊。而且，国家干部职工还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其他显性与隐性的社会福利，而农民不但没有任何福利待遇，还承担了国家干部职工不用承担的好几种费用。例如，在城市里办学、修路由国家财政负担，在农村却要由农民自己掏钱。近年来通过精简乡镇吃“皇粮”的人数和税费改革试点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缓解一下尖锐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不缩小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国家干部职工之间人为造成的差别，农民就不会从经济上彻底翻身，减轻负担也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增收途径不过都是权宜之计，在局部或者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农民增收，从长远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目前所搞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是农业系统内的一种微调，并不能使农业本身发生革命性变迁，更不会改变一、二、三产业大格局。从全国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村都不具备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条件，而从事产业化的这一部分农民，从数量上看也不会超过农村劳动力的10％，因而所有单纯就农业抓农业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
二、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增收的重要或主要渠道
仔细考察一下近年来农民取得收入的主要途径，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府一直致力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增收问题，但是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却来自于非农产业。这种结果实在是政府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和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的一个标志，便是每年都在城乡之间汹涌彭湃的“民工潮”。
之所以会出现“民工潮”，首先是因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测算，我国农村目前大约有4-5亿劳动力，而现有的耕地有一半人甚至仅有1亿人经营就足够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为了摆脱隐形失业的困扰，只有到城市去打工，估计每年出外打工的农民在8000万到1亿之间。据了解，在一些传统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有的村甚至所有的精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出外打工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越是自然条件严酷的地方，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便越多，出外打工的人数也就越多。
其次是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民谋生的一条重要以至主要渠道。目前，农村土地的承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也接近了极限，过多的劳动力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日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解决花钱的问题，这种情况促使农民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到钱。据了解，许多地方的农民从打工途径取得的收入，已经占了人均纯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农民收入中的现金基本上都是由打工得来的
三是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民大多数都从事非农产业。作为弱质产业的传统农业，投资大、回报低，市场需求又不旺，并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蚀，因而单纯靠农业并不能使大多数农民迅速富起来。目前，农村中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民，一般都是靠从事二三产业致富的，他们或到城市里从事建筑业，或者凭一技之长做生意，或者利用交通之便搞运输，总之，手中的钱大多数都是从农业之外得来的。综观中国大地上相对富裕的村，或者位于城郊、交通要道，占据着有利的地缘优势；或者靠近煤田、矿山，占据着丰富的资源优势；或者地处风景名胜区，占据着独特的自然优势，总之，这些地方都具有发展二三产业的良好条件。由于这些地方除从事农业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出路，加上这些地方的农民一般都要比别的地方的农民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具有从事二三产业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因而他们便比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先一步富起来了，甚至有一部分农民还住上了洋楼、坐起了轿车。而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吃的农民，是连想也不敢想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的。
综上所述，由于农业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目前农民从农业本身已经不能得到丰厚的收入，而在农业之外却广泛地开辟了增收的渠道。
三、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非农化
既然仅仅靠发展农业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而且农民目前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的确，2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只有大量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项目大量占用土地，我国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目前，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仅7亩多一点，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更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可以说我国土地的承载力远远超过了极限，其生产资料功能已经严重退化。与耕地减少相对应的是，农村人口却一直处于膨胀之势，由建国初期的4亿增加到现在的9亿。据测算，目前农村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而从事农业生产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劳动力，这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有2-3亿，这么多的人如果都留在农村而找不到出路，不但不能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不仅使我国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因此，只有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只有让更多的农民脱离传统农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与地这种深刻的矛盾，才能为留在农村的那一部分农民开拓相对广阔的生活空间。
不仅如此，农民只有大量地从事非农产业，才能加快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步伐。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相当低，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要实现城市化，必须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即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大幅度降低，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相对提高，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应该超过一二产业就业的人数之和。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一般都达到60－70％；不少发展中国家，三产就业比重也在40％甚至一半以上。第三产业是城市新迁入人口的最佳流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就在于从事第三产业。只有大量的农民进城从事了第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目前十分突出的农业就业矛盾，加速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综观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在目前农业出路十分狭窄的情况下，单纯地在农业内部调整产业结构，只有局部的效应，不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放在大产业格局中进行，也就是不断地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千方百计地发展第三产业，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趋于合理。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许多城市已经陆续拆除面向农村人高筑的壁垒，许多不合理的收费和限制被相继取消，农民在城市里就业和创业的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但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还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应有的关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这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进入农村基层政府日常管理的范围，属于被忽视或遗忘了的一部分人。在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看来，农民一但外出打工就脱离了管辖的范围，他们的喜悦忧愁、成功失败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对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和生产不闻不问，甚至当外出打工人员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四处求助时，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应有的关心。事实上，外出打工人员相对于城市人来说，仍然在知识、能力、经验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打工时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心理压力，至于被工头欺骗，被老板克扣工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事也时有发生。
鉴于以上情况，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予外出打工人员以足够的关注，把对他们的管理和服务纳入日常工作的范围。首先要从精神上给外出打工人员以热情的关怀，积极鼓励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开拓生存和生活的空间。农民放弃经营土地外出打工实出无奈，并非不务正业或不热爱家乡而从农村“逃亡”了。因而当地基层组织不能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也不应该在管理上遗漏他们，而是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引导他们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鼓励农民不再当传统型的农民。其次要通过建立一些中介组织，为外出打工的农民提供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形势瞬息万变，外出打工人员由于信息不灵而常常对行情缺乏了解，或者一窝蜂地涌向某几个大城市，或者一起流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总之，外出的盲目性比较大，这样便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农村基层组织应该针对农民外出打工信息不灵的问题，利用政府部门拥有的媒体、技术和信息资源，建立一些能够进行劳动力市场行情分析、预测的中介组织，及时地给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咨询，让他们在外出打工时减少盲目性。再次要通过政策、法律和各类专业技术的培训，不断提高打工人员外出谋生挣钱的能力和素质。应该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外出打工人员普遍返乡的时机，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多方位的培训，要把以往主要针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培训，扩大到对包括打工人员在内的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培训。针对外出打工人员常常遇到劳动合同纠纷、人身权利遭到侵犯等实际，对他们进行有关法律常识、政策的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的工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求他们在打工过程中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针对一部分外出打工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要对他们进行一些实用技术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由主要依赖体力获得报酬逐渐向依赖智力转变。要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真正提高了农民的素质，转移和减少了农民，才能
终富裕农民，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