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理学院的 “国培”学习已经进行了五个周，给我们授课的有来自西南大学、重庆大学、文理学院的老师（大多是教授、博士），有来自重庆市教科院的专家，有来自部分区县的教研员。授课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哲学、政治思想、法律、历史文化、教学科研、教育纲要解读、课标解读、授课技能技巧、课堂教学模式、教学艺术、教育理念、现代教育技术等等，教学方式上除了听报告，听讲座，也有动手实践和集体活动，总而言之，算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专科文凭是参加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得的，是实实在在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的，这个文凭是有含金量的。虽然专科文凭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未免觉得轻飘飘的，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个文凭对我个人素质的提高是起到了作用的。可要说起我的本科文凭就惭愧了，除了付出几千个大洋，别的什么也没付出，所谓的函授、电大，我不能说所有的都是假的，反正我是绝没有下什么真功夫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个所谓的本科本本的。
没有正正规规地进入过大学校园学习，一直是心中的隐痛和终身的遗憾。这次国培虽然短暂，文理学院也不是什么好不得了的高等学府，但是我还是感到很幸运，姑且不论能有多大的收获，也不寄望于就此打通我的“任督二脉”，但是有那么一点儿机会亲自聆听教授呀博士呀这些知识精英的开导和启迪，起码应该会有助于我认清自己的浅薄和弱视，为以后的学习明确方向和形势。
前面五个周的讲座绝不能说堂堂精彩，次次有用，从我的视角出发，我认为有的所谓专家虽然不是北师大那位著名的教授钱志亮先生所说的“很多所谓专家就是专门骗人的家伙”，但是有的“专家”确实是虚有其名，浪得虚名，他（她）们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表面看起来“著作等身”，其实几乎都是人云亦云，胡编乱造，满口空话套话，与其说是“平淡”，还不如用“枯燥”来形容，他（她）们的讲稿都是东挪西腾弄出来的，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离开了讲稿，他们就会“无话可说”、“江郎才尽”。这类人外表虽然是很光鲜的，动不动就是什么国家级名师、研究员、课标专家、教材编委等等，要么到过美国、日本，要么到过欧洲，其实不是他们有多么不得了，而是他们的“椅子”不得了。
就我个人而言，最不喜欢听的讲座是有关“教学科研”、“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我认为，作为普通的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师，最应该做好的是教育教学工作，而所谓教学科研，一是没时间去做，二是（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没水平和能力去做。这些年中国的学术腐败空前严重，这其中中小学的所谓教学科研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们身边，有的人连基本的文化素养，知识功底都很缺乏，却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教学科研，经验一套一套的，论文著作层出不穷。外人不晓得，可我们自己是清楚的，这些都是假的，全是抄袭和剽窃的结果。在现在这个信息社会，电脑时代，要搞点抄袭和剽窃简直是太方便了，真是不费吹灰之力，这为有的人撰写所谓的“学术论文”，获取“学术成果”提供了捷径。现在基层的中小学校，无论是城市，还是偏远乡村，哪一所学校没有轰轰烈烈地搞几个课题？并且还动不动就是市级课题、国家级课题。其实并不是下面学校的校长、老师们想这么搞，而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对学校来说，这其实是劳命伤财的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不但每个课题要交数目不菲的申报费、开题费、结题费，还要时不时的态度无比虔诚的请“专家”们来审查、论证，除了要搞好“桌面工作”，私下里每个专家的红包自然也是断断不能少的。学校和老师不搞课题吧，上面会说这个学校不重视教学科研工作，老师们不思进取，花钱搞了课题研究吧，也不见得能挣得多大的面子，因为你有的，别的兄弟学校也有，说不定还更多。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都明白不过是花钱买来的而已。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就是上面那些“专家”和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问题多多，可是我们的课题研究研究了这么多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起到了作用吗？真正解决了大家关注的什么问题了吗？没有，纯粹没有！反过来说，比较成功的魏书生一类大师的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全国真正有影响的一些地方和学校的教学改革（比如洋思经验、杜郎口改革模式），哪一个是靠“课题研究”弄出来的？所以，这次的国培学习中安排的有关教育科研报告我是非常不感兴趣的，心里是非常厌而远之的。
而对于有关的“政治思想教育”的讲座，也是我不喜欢的。 其实，思想道德修养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道德修养是一个永恒的永不落后的话题，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人生境界。中国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很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仁义礼智信”这“五常”里面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指的道德修养，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越是本事大，水平高，能力强，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也就越大，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道德修养放在个人素质发展的第一位，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弟子规》中讲到“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不力行 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不能身体力行孝、悌、谨、信、亲仁这些本分，一味只讲读书学文，纵然增长了知识和本事，也只是增长自己浮华不实的习气，变成一个无益于社会甚至有害于社会和他人的人，如此读书又有何用？学文的前提是在做好个人道德修养的前提下“有余力而学文”，这样学成的本事才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才有助于社会，所以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轻视或者放弃道德修养。可是，在当代中国，很多人是不喜欢这些说教的，也包括我，我们都早已经习惯于听到在“思想道德”这个词语前面莫名其妙地加上“政治”这个词儿，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政治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远的，那是政客们的游戏，我们只要做好个人道德修养就够了，但是，政客们不同意，他们要把所有的国人都训练成“街头政治家”“单位政治家”甚至“家庭政治家”，什么事情都得先谈政治，先站对方向，先划清阵营，然后才能干工作，才能吃喝拉撒。于是，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大耳朵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男人，几乎都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经久不衰的话题就是谈论政治，其中还有好多人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鱼肉人民，玩弄政治，不过实现这个理想的只能是少数“过五关斩六将”的政治精英，更多的人是被政治所玩弄。在中国，六七岁的孩子就开始赌咒发誓一辈子“讲政治”“做先锋”。什么是先锋，先锋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谁会“忽悠”，谁会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谁就有资格说自己是先锋。因此，本来应该得到重视的道德品质教育和训练受到了忽悠，取而代之的是假话、空话、套话，是政治口号，是坚持不懈地痛骂“敌人”（敌人也是与时俱进的，英美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敌人，国民党反动派是敌人，地富反坏右是敌人，苏修是敌人，彭德华、刘少奇曾经也是敌人，林彪是敌人，四人帮是敌人，甚至孔子也是敌人……），然后开展一些所谓的活动（曾经是运动），让大多数人像木偶似的观看少数人装腔作势的表演。我们对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就成了这样一个模式：一哄二骂三表演。这次学习中几堂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教育发展纲要解读”、“思想品德工作的思考”等讲座，仍然是这个模式的延续，没有多少实质的有益的发人深思的东西，他们的讲座都是自说自话，没有互动交流。对于这几堂讲座，我基本上没怎么听，也没怎么记，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互动交流，那问他们几个问题，大概他们很难自圆其说吧。[莲 山课件]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前阶段的学习中，也有很多课堂让我深受启迪，甚至有醍醐灌顶之感。比如：年轻的哲学博士郁乐老师，淡定从容，其貌不扬，却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博学、稳重与睿智。他的讲座《教育哲学视域下的教学话语模式问题》，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谈到话语模式决定思维模式，西方文化尤其重视话语，强调表达，思想与语言的同一，话语即思想，而传统中国文化对话语持较为否定的态度，认为话语不过是工具，可以超越话语来获得思想，既不重视话语内容（说什么），亦不重视如何表达话语（怎么说），重视的是表达的主体（谁说的）。中国古代的话语结构多为语录体，而西方多为对话体，原因在于中国古代话语多用于农业与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为沉默的形象，形成对言辞的轻视，而西方话语更多用于市场，商业，交换，讨价还价的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由此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崇权话语模式（也叫威权话语模式），西方则是一种强调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的理想话语情境——对话话语模式。在崇权话语模式下，形成了一种国民普遍沉默、拘谨、内向、保守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驯服、愤世嫉俗、多重性格甚至反叛的典型性格，而西方的对话话语模式则形成了平等和自由的共性。威权话语模式将话语对象当作不平等的客体，有对受众的压制与驯服，因为创造力源于自由的思考与表达，所以就抑制与消磨了创造力的形成，这也是中国人创造力缺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时至今日还在为两千多年才搞出四个发明而沾沾自喜的罪魁祸首；而西方的对话话语模式则可以帮助学生自由学习、思考与表达，有利于创造力的培养。郁乐老师举例说美国小学教育中关于“冲突的解决”的方案：1.用中间人、调解人；2.听对方观点；3.将你的想法明确地、平静地告诉对方；4.替别人想想；5.诚实地表达你的感受；6.确保你真的了解问题所在；7.轮流诉说，不打断对方；8.适当妥协；9.寻找双赢解决方案；10.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寻求专家建议。这套适用于美国儿童解决冲突的反感被用来做中国的mba之沟通与交流培训。郁乐老师很反对当前大张旗鼓的经典诵读活动，尤其反对中小学生人人读经典诵经典，他说，这是继续在扼杀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郁乐老师的话未必全是箴言，但是却发人深思，对于我们当教师的来说，尤其应该反思自己的教学活动是否关注了学生的话语权。
来自市教科院的老专家唐果南老师，原本是一个物理教师和物理教研员，退休后搞起了教师文化素养的培训，他的讲座《文化素养——教师专业成长的厚重根基》，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
裴跃进教授是文理学院从河南引进的人才，年岁已经不小，可激情不减，他的讲座《修炼美好品质，成就圆满人生》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发人深省，可惜的是裴老师准备给我们讲的八句话，由于时间关系，只讲了两句，也算是缺憾美吧。
来自西南大学的李森教授，他的讲座是《创新教育与课堂教学改革》，以前我曾听市教科院的一位著名专家讲过创新教育，当时感觉很乏味，很空洞，似乎是水中月镜中花，但是李森教授的讲座，却让我实实在在地知道了创新教育并非海市蜃楼，知道了创新和继承的关系，逐步知道了如何在眼下在实际工作中去实施创新教育。
颇具学者风度的何华敏教授，深入浅出地给我们演示了课堂教学艺术，使课堂教学艺术这个话题不再神秘莫测，不再遥不可及，而在于把握大局，做好细节。何教授尤其教会了我们如何艺术处理课堂教学中的一些细枝末节，让课堂更自然，更协调，更衔接紧密，力求完满无瑕。听了何教授的课，感觉很实在，很实用。
学院教务处长漆新贵教授给我们讲了教育的应然与现实选择这个话题，从“教”和“育”这两个字在甲骨文时期的原始意义开始讲起，“教”的原初含义是在棍棒的威逼下强迫学生行为符合经典的规范。“教”和“育”最早在《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才第一次合用。西方人对教育的理解是“真正的教育是促进人的灵魂转向”（柏拉图语），把人的心灵、精神由黑暗引向光明，由低引向高，由简单引向丰富才是教育。由此看出中西方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根本区别在于教育有没有“人”的概念。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几乎都是教师的一言堂，而西方更多推行的是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学方式。漆教授着重谈了教育的现实选择，他对现代教育的理解是：教育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轴心”，教育的使命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天赋、才能，发挥潜能，最终达到人生目标和生命的意义；教育是帮助和促进人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努力而已；教育就在生活中，就在学生的成长中。他详述了人本教育论（“三发”：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教育服务论（教育为人的学习和发展服务，成为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助手）；多元智能理论（由以前的数据逻辑智能和语言智能发展到现在的八种智能——加德纳理论）。他也谈到了中国当代教育存在不是“创造适合人的教育”，而是“选拔适合教育的人” 的问题……漆教授的讲座对于我们树立现代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帮助。
文理学院李东平副教授的讲座谈到了学生的三大权利（平等权、自由权、收益权）是我们教师应该予以承认、重视和保护的，还谈到教师应该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其中讲到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说的“人性中最深切的禀质乃是被人赏识的渴望”让我印象深刻，扪心自问，何尝不是。
其他还有几位教授或老师给我们讲到了《巴蜀历史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中小学少儿国学热之反思》《英国儿童十大宣言》等等，都或多或少让我们有所收益。
在教育教学技能培训中，让我感到有所收获的，一是图书馆申传斌馆长的“信息检索与利用”，他主要教会我们如何刚好地到网上查阅资料，还有李宗斌老师的电脑技术培训，虽然以前也接受过此类培训，但是李老师进一步让我们扩大了视野，学会了更多的电脑操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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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的学员来自全市三十几个区县，平均年龄大概在三十七八岁，最大的四十五六岁，最小的二十二三岁，虽然年龄悬殊比较大，但是并不影响彼此的交流，班级气氛很活跃，每当讨论和发言的时候，大家都当仁不让，畅所欲言，出乎了很多授课教师的预料。班上成立了班委和临时支部，把我们的业余生活组织得比较丰富多彩，有爬山、篮球比赛、骑自行车郊游、参加文娱演出、舞会等课余活动，增进了我们的团结与友谊，让我们的培训学习更加充实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