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龄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诉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以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龄并不老，只是那朴实的肤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就这样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的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它的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
通过这一件事，我对叶圣陶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以后啊，我也要向叶圣陶学习学习他朴实、沉默、和易、稳重的性格。